唐代船形银锭展品。
提到金银锭，很多人都会想到年画上金光闪闪的金银元宝。唐朝时，朝廷赏赐大臣，商人支付大额货物，都会用到金银，但不是元宝，而是银锭（又称银铤），形状是仰面似船，伏面似案的船形。
在兴化市博物馆有五个晚唐船形银锭，是该馆镇馆之宝，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兴化地区出土的，是晚唐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也是唐代货币制度重要的研究资料。
“黑疙瘩”竟是唐代银锭
1992年的一天，兴化市海南镇北蒋村村民在开挖农田水利工程时，偶然发现了六枚长条形的黑褐色物体，这些黑褐色物体后来被证实是唐代船形银锭。
兴化市博物馆文物征集考古部主任周阳阳说，发现这些银锭的地方是一个墓葬群，当时银锭周围还布满了很多唐代的瓷器，不过因为现场破坏严重，墓主人身份已经无从考证了。
周阳阳说，当时一共挖到六枚唐代船形银锭，但施工的村民并不知道这些黑疙瘩是什么东西，便用工具将其中一枚银锭一分为二查看，所以现在收藏在博物馆的唐代船形银锭只有五枚是完好的。
一开始，博物馆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它们的真正价值，只是将这些银锭收入库房。直到200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人们才得知了它的真实身份——晚唐船形银锭。
周阳阳说，2009年，江苏省搞了一个文物鉴定，他们就把这个银锭推荐请评审专家鉴定，最后这些银锭被鉴定为一级文物。
五枚银锭大小形态不一
兴化博物馆珍藏的银锭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卷曲起来了，加上处在南方潮湿环境下，长期水蚀，通体呈现灰色或灰褐色，形成特有的包浆。不过可以看出它下部为板状、弧腰、平头，两头向上起翼，翼高而薄，看上去像船，有船头船尾，是典型的船形银锭。
虽说都是船形银锭，但这五枚银锭的大小、形态、重量都不一。这些银锭中，最长的约19.5厘米，最短的只有16.2厘米；重量从1700克到2060克不等。不过它们有一个比较相似的特点是，五枚银锭中，有四枚银锭正面铸“田”字铭文。
周阳阳说，随时代、地点的不同，银匠的不同，铸模的不同，倾倒手法的不同，定型后是否加工的不同，船形银锭的形态会有所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锭的宽度、腰的弧度和翼的高度，表明唐代的银锭铸造还不是非常规范。
目前，全国有据可查的船形银锭共有42枚，其中3枚从落款看为地方进奉的官银，其他39枚无文字落款，而兴化市博物馆的这些银锭大部分有“田”字铭文，目前据猜测与制作的银铺或匠人有关。
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但保留下来的银锭却并不多见。而兴化市博物馆中收藏的银锭因其数量之多、重量之大、历史之久远，让它们成了兴化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周阳阳说，兴化市博物馆收藏的唐代船形银锭全国少见，是研究晚唐金银铸币及其铸作铭文与流通历史的珍贵资料。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许多地区都得到了开发和发展，这五枚船形银锭无疑是晚唐时期苏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
每个银锭重近两公斤
在唐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上，由于白银稀缺到了有些贫乏的地步，银制品的使用范围很小，主要为少数权贵帝王所拥有。是否有权使用白银器饰，甚至成了等级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唐中叶以后，以白银生产的长足进步和银制品加工的发展为前提，白银的使用获得了重大发展，开始逐步向民间普及。而在唐宋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商品经济发展高峰到来之际，白银使用的发展，则为白银货币化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兴化市博物馆所藏的5枚银锭重量基本在1900克左右，因为各朝代银两的货币价值都有所不同，这里每个银锭相当于四十至五十两唐代的白银。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又值多少钱呢？
周阳阳说，对中国人来说千年不变的民生商品就是大米。以下采用太平年间的大米物价记录为标准，
进行一个粗略的推算，大致可以得出银两的货币价值答案。唐太宗贞观年间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一斗米只卖5文钱，通常一两银子折1000文铜钱（又称一贯），就可以买200斗米，10斗为一石，即是20石，唐代的一石约为59公斤，以今天一般米价1.75元一斤计算，一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4130元的购买力。唐玄宗开元年间通货膨胀，米价涨到10文一斗，也是一两银子等于2065元人民币。每枚银锭1900克左右，相当四十至五十两白银，取个中间值，按45两银子计算，则每枚银锭约值人民币93000元，可见其量之大，博物馆所藏的五枚银锭是作为最大宗的经济货币使用的，并不常见。
历史背景▶▶
唐大历年间（约公元760年），淮南节度判官李承率领军民在盐城至海陵之间主修了一条捍海堰，从兴化东部穿过，阻挡了海水的倒灌、西浸，堤西之地渐成农田，境内经济较前日渐繁荣。堰西之地逐渐成为可耕之田，人们开始垦荒种植，大批北方劳动力移民兴化，一并开始在湖沼湿地挖淤垒“垛”（后到宋元时期形成大批“垛田”）种植业开始成为经济结构的主体。李承所筑的捍海堰在新旧唐书中命名为“常丰堰”，后来的范公堤就是在溃塌的常丰堰的基础上筑成的。
唐代晚期，藩政割据，军阀混战。杨吴武义二年（公元920年）建县。由于兴化此时经济发达，人口规模、赋税规模都已形成，种植业已成为农耕经济的主体，故很快在同年改招远场为“兴化县”。“兴化”指“兴隆昌盛，教化改革”。而且在2012年兴化市张郭镇蒋家舍遗址的考察中曾发现大片唐代时期文化层，并有大量唐代时期器物残片出土，其整个历史的脉络也是非常清晰的。由此也可以证实兴化地区在历史的进程中也是一脉相承的，船形银锭是产生并主要用于唐晚期，沿用至五代、北宋前期的一种白银货币形态；主要作用并非官府的贡银和库银，而是已被民间用作大额支付的白银货币。
唐代银锭有三种形态
白银在唐代方才成为货币，但只用于大额支付、贮藏等功能。初为货币的白银尚无很规范的货币形态。现在主要的形态是三种——银饼、笏形银铤、船形银铤。银饼的使用时间基本是唐代中期，在《唐代笏形银铤考》一文中有这样的叙述：“笏形银铤起自公元731年(开元十九年)，止于公元880年(广明元年)，延续150年左右。唐王朝始于公元618年，终于公元907年，故其制作时间基本相同于唐代的中期至晚期。”
唐代银饼和笏形银铤是直接由制作器饰的坯料银饼、银铤演变而来。船形银铤则脱离了坯料的形态，具有较为特殊、张扬的形态，制作也较为复杂，应是为“货币”性白银特地制作的。故推测船形银铤其行用时间要稍晚于前二者，它应是产生、行用于唐晚期，后一直沿用至北宋前期。
据不完全统计，见于著录的银饼共25枚，银饼上大多有文字，多为官府的贡银和库银；见于著录的笏形银铤有凿刻文字的共19枚，亦多为官府的贡银和库银。另有镇江出土的无凿刻文字的20枚(两枚有墨书)，这20枚出土于大批未经使用的银器旁，是货币还是制作银器的坯料尚待考察。估计当年行用于世和当今留存于世的船形银铤数量应远远高于银饼、笏形银铤。
